专访｜罗家德：社区营造是一种后现代运动

A：其实原来我主要研究的领域是社会网络的数学模型分析，本来跟公益没什么关系。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参与到灾区重建工作。当时，我应茂县的要求，在11个受灾村中选了一个村支援重建。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社区营造，刚好我研究的另一个领域叫自组织，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自组织开始入手。

我们要求村民自我组织成一个灾后重建协会，不准请外工。我们邀请了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工作室帮忙做设计，给村民免费提供轻钢架，但建房的其他钱需要村民自筹。当时，他们建一栋房子平均要10万块，而当时村民年均收入只有2000元，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A：从灾区回来后我遇到一个意外的机会：清华大学经管系开班了一期面向台湾的EMBA，请了台湾清华大学的一群老师来参访，我被邀请成为一个讲师。在饭厅上，我遇到周俊吉先生，他是台湾最大的房屋公司——信义房屋的董事长，他在台湾成立了一个信义社区房屋基金会，其中有一个叫“社区一家”的项目。

清华大学信义社区研究中心成立

这个项目鼓励社区自组织自己来提案，只要能想出促进社区凝聚方法，就可以申请这个项目，项目提供第一笔资金，并且会请一些专家顾问团，形成对你这个想法的培育平台，但是第一步之后，就要由你自己筹措发展了。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现在做到第二期都快10年了。周俊吉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在大陆也推动一下类似社区一家的项目，后来他就资助了一笔研究经费，成立了这个中心。

A：社区营造这个词是从台湾过来的，台湾又是受日本影响。在香港叫做“社区活化”，其实在大陆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个词，过去我们叫“社区建设”，但这是是由政府主导的，到现在主要推行社区做网格化管理。现在在大陆的一些城市，慢慢变成社会服务外包，让社会组织来帮忙做这事，但一直都还没有改“输血”为“造血”。

A：在台湾，我们把老年人群体做一个划分。住商业型养老院的，一定是最有钱的那10%的老人，因为他们知识丰富，能做产品好坏的价值判断，能承担得起租金。比如说我丈母娘，一个月要1万多到2万人民币的养老费。日本还有移民养老，移民到巴西。日后我们应该也能形成这一风潮，移民到中西部地区，但核心肯定是要医疗配套。

社区营造培训

最底层的10%的老人，是靠政府养老。剩下的70%到80%的老人，都是在家养老，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大负担。所以当时台湾就发动了一个社区养老运动，政府出种子基金，鼓励社区自己成立养老协会，政府提供一些公共场地。社区养老运动号召大家，假如你想住养老院，你也要贡献出自己的精力来，以前可能一个老年人日托所需要10个社工，现在只需要一个社工带领一群妈妈，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A：甚至在社区还没这个想法之前，我们可以帮他们找到自己的想法。做社区营造有一些手法，比如办社区报，搞儿童剧团，搞阿嫲讲故事，你要想办法引诱居民走出家门，不然大家每天下班回家房门一关，小区里谁都不认识。等到小区的问题一爆发，除了守在门口打吵闹，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应单位也很头疼，他们找不到一个组织来谈判，对方没有统一意见。

A：广义的社造我一直很推崇的是山西永济寨子村。他们是真正的由下而上建立自组织，而且现在已不限于那个村，而是发展到36个村合作社，扩大到整个镇上去。

台湾桃米村一景

虽然就我们来看，他们多多少少代表的是农业合作社。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西方所谓的社区营造都是因应工业化、现代化之后，整个社会原子化了，大家重新反思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丢掉了什么。所以，社区营造从一开始发端就是一个后现代运动。

A：企业家虽然不能被培训出来，但有些基本的能力还是可以传授。所以我们会有一大堆经验传承的参考书和培训班，比如养老、育幼、盖博物馆、写村史怎么做，但不会有工作步骤指南。

台湾信义文化基金会董事长周俊吉

台湾施正荣说过一句话：我没办法告诉你任何成功的秘诀，但我可以告诉你一堆失败的原因。

A：我个人认为在国内搞社造最核心就是这个问题。政府一直是最大的助力，也是最大的阻力。

我们的官员一个最大问题是维稳思维，如何跟官员沟通并取得绝对的信任，是我们要学会的技能。我们来自清华这本身是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会想，清华的总不会乱搞吧。

政府的第二个问题是，政绩和GDP观。他们很急。一个社造至少需要6到8年才看得到初步成果，社造甚至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每次都举台湾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进入桃米村的例子，从1999年到现在，他们做了15年才初显效果。

像国内，寨子村的例子算是成功了，在我看来也是经过了10到11年的时间。但是地方政府等不起，等你10年我就换两任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杀鸡取卵的做法，一个地方只做了一个公共空间，今天中央电视台来报道啦，省政府官员来参访啦，马上进入属于原来行政流程做的事情。地方政府一高兴，开始大量拨款。可能原来搞得热火朝天的社造，钱一多了，人心就复杂了，每天都在想钱有没有发下来，怎么分配。

插画∕ 潘文一 绘

政府的政绩观、维稳观，虽然给社造带来很多的阻碍，但反过来想，当政府看懂了，他很有资源，就可以把控管的习性改为诱导性行为。好像台湾，给一些种子基金，这是诱导。台湾的政府还会找很多NGO来辅导干预，他会给很多经费，来办很多培训，不断增强你们的能力。

大陆的思维是这样的，一旦有成功的案例，地方政府也可以被当成案例全国铺开，大陆只要中央一下令，全国来学习，这铺开的速度就很快了。

A：我们这边有个博士后叫石嫣，发起了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做得还不错。但社造和他们的差别在，社造的所有出发点都是为了社区居民。

今年春节网上有一篇讲博士生返乡的文章很热门，博士生在乡下“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无力感”。我觉得国内很多事情，都流于短平快，一厢情愿，挫折感连连。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拿到诀窍，发觉乡民的逻辑跟你不一样，无力感就出来了。

插画∕ 潘文一 绘

我更鼓励的是新故乡运动。新就是指，你不见得一定要返回自己的家乡。比如你家乡在内地某个小镇，你读完大学后回去，你以为你能呆得住呀？光是到县城就业，人事关系你就受不了。所以说，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是一种向往，但是你真正想要做社造，你应该从身边做起，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新故乡。

大陆太大，跟台湾不同。台湾的社造主力人员，是在台北工作的医生、教授、律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既有外部能量，又有后现代知识，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台北上班，周末开一个半小时车回到家乡社造。但中国大陆不行，但我们可以在城市边缘找一个乡村当做我们的新故乡进行社造。必须承认，有些家乡你想回去做社造做不起来，因为条件太差了。社造是一个后现代运动，比较容易发展的还是大都市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