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海派文化影响下的上海慈善事业发展
2019年，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南都基金会与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合作“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项目”，通过定量、定性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梳理四十年中国公益慈善尤其是公民公益的发展过程，分析内在的机制、实践逻辑，更进一步地探究公益慈善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未来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启发和建议。
2019-2020年，项目团队针对全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西北、西南、中部六大片区14个典型城市开展资料收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并进行了关键人物访谈、组织调研等；收集了全国与各地与公益慈善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制了中国公益慈善大事年表；同时对中国个体和家庭捐助和志愿服务行动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我们正通过系列文章分享项目产出成果，敬请关注。
本文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公益转型研究项目》上海地区分报告摘编，概括梳理了上海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后从萌芽到政府主导，再到民间参与、转型开放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上海慈善事业在海派文化影响下呈现出的趋势求新，多元共创，跨界合作，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海派特色。作者为正荣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冯小娟和上海大学硕士叶珍。
晚清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从一个县城迅速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在整体经济提升、民间个人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民间慈善组织开始大量的建设。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传统慈善模式在外来文化的磨合下紧跟时代步伐，逐渐出现模范工厂、游民工厂以及红十字会等带有西方模式的慈善组织。
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就业、基本福利、灾害救助等，使得国家全面取代公益慈善组织。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慈善事业又逐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并呈现出趋势求新，多元共创，跨界合作，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海派特色。
萌芽阶段：
社会团体大量涌现，草根公益组织萌芽
1978-199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旧有的单位体制瓦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扬，上海福利事业由国家独办转变为国家、集体、行业、民间共同办，为民间草根组织参与福利事业提供了契机。摆脱单位制体制桎梏的人民群众结社热情高涨，上海各类社会团体迅速恢复并发展，慈善草根组织开始萌芽。
1981年上海有各类社会团体633个，1984年增加到2256个，到1989年底，全市社会团体的总数达到4300个。但由于没有统一的审批、登记主管机构，缺少必要的规章制度，社会团体的发展处于失控状态，存在层层设置、重复设置、分类过细等诸多问题（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民族志）。1982年，上海制定《福利事业单位业务考核指标》，并在强化市办单位管理的同时，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倡导并扶持区（县）、街道和乡镇，因地制宜，兴办各类福利事业（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民族志）。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增设养老部收养退休职工中的孤老、市儿童福利院增设家伤残部收养双职工无看管条件的弱智残缺儿童、闸北区开封街道成立上海首个孤老包护组等。
与此同时，社会福利事业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的相关建设为群众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文化氛围和自治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和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为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开始注重社区服务理论的研究和社区服务工作试点。
1985年，上海进行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上海市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上海市街道办事处工作暂行条例》相继于1986年和1987年由上海市政府颁布实施，推进街道办事处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注重发挥居委会作用。1989年，市区80多个街道成立“街道社会保障委员会”。企业也开始参与社会公益事业，1984年9月25日，上海首家由企业创办的养老院——上海港务局幸福院，在浦东张家浜正式落成。
政府主导阶段：
政府强力主导，政社合作成为主力
1990-2004年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新的社会利益分化出现，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出需求。1990年2月，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处成立，成为地方层面最早进行社会团体登记和监管的民政机构之一，颁发了一系列针对社会组织的规范性文件，开展相关监管工作，上海公益慈善的发展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监管的发展阶段。
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也对人才的专业化提出要求，上海行业人才建设和职业化也开始起步。1993年上海响应民政部开展社会工作探索的号召，成立了上海市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正式起步。1999年12月，浦东新区成立“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在一些学校、医院、街道和社区等地方成立社工站作为派出机构，进行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探索。2000年5月，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市社会工作培训中心，成为大陆第一所由政府主办的专门开展社会工作岗位培训并以“社会工作”命名的省级专业培训机构（彭善民，2010）。
2002年11月上海民政成立“推动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工作小组”。2003年1月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探索建立社会职业工作者制度”，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要求。2003年2月底，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来获取机构运作所需要的经费，提供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此后上海市以此种模式成立了一批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同年3月，上海市人事局、民政局颁布了《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暂行办法》，11月上海首次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举行。
上海公益慈善发展政府主导的趋势还体现在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成为重要的公益开展形势。1994年5月7日，以民间形式，依靠各方力量，协助政府发展慈善事业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宗旨为多渠道筹集资金，促进上海市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发扬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倡导“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社会互助精神。至1997年底，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募得基金1.4亿元，建成众仁老人乐园，开办慈善医疗机构，对家境贫寒学生进行助学活动，对一些特困人群给予资助，同时与有关部门合办慈善教育中心。2002年，上海开始以街道为单位成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成立了全市首家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民间参与阶段：
公益创投探索实践，民间公益活力激发
2004-2010年
2004年，上海市开始全面贯彻《上海迎世博文明行动计划》，世博会的召开成为影响力空前的社会公益慈善动员令，促使上海志愿服务群体大面积快速增长。2004年，全市共有志愿者协会组织23个，志愿者服务总队722个，各类志愿者服务队40983个，全市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近208万人（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民族志）。
这一阶段，上海通过不断革新管理体制并出台促进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等形式参与慈善活动，民间主导的社会组织进一步融入上海慈善事业的图景中。2004年，上海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成立了包括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在内的4家非公募基金会，企业也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体，在上海慈善事业上发挥重大角色。自2000年就活跃在上海闸北区的社会团体“热爱家园”，也在2004年正式登记注册。
2006年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007年3月，上海参照律师行业的机构设置标准，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社工师事务所——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余从德，2009）。2009年，政府购买服务的创新实践——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拉开帷幕，社会组织的创新探索空间得以拓展。同年，浦东公益园区作为上海市第一个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诞生。
上海公众的公民意识显著增强，公众逐渐成为公益事业最坚实的基础，上海各企事业单位、基金会通过开展大型公益活动、大型宣传募捐，开拓了公众参与慈善渠道，民间公众参与慈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民间公益活力得以激发。
例如，2006年6月在上海举办的“让生命更精彩‘6·26’大型禁毒公益晚会”，近千名热心禁毒工作的人士和500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了晚会；2007年，“520，我公益”的爱心笑脸标识成为申城街头的流行符号，全市10余万青年佩戴标识参与“爱心上海”大型青年公益行动；2008年浦东新区慈善公益联合捐，通过“机关一日捐”、“爱心树”、“慈善义诊”、“爱心涌动在社区”等系列活动，募集善款超过6900万元。
转型开放：多元创新，跨界合作
2011-2019年
2011年，针对公益慈善领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资源割裂的问题，“上海公益伙伴日”搭建三方交流平台，将创新的公益模式融入其中，促成跨界合作、资源整合，成为汇聚公益创业人才、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的公益平台。慈善组织、慈善项目、慈善人员逐步实现由弥散到秩序、由增量到存量，不断向类型多元、创新联动、协同共进转变。
政府、学界、商业企业、社会企业、公益组织、慈善人士等积极探索对话，创新公益项目不断涌现。例如，2011年，国内首个公益徒步筹款活动“一个鸡蛋的暴走”在上海发起，成为当地乃至全国影响力最大的公益徒步活动之一；2013年，团市委和上海移动联手打造“无线城市·智慧公益”平台；2016年，全国首家公益性新媒体演播和发布中心——上海公益新媒体中心启用，成为上海的又一张“公益名片”。2017年，提出“人人公益，处处可为”的理念，启动万家公益基地建设计划，以基地建设为载体，以公益护照为抓手，以政策制度建设为保障，整合多部门的公益平台和资源、对接公益需求与公益服务，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致力将上海建设成为“公益之城”。
在基层社区治理政策的不断推动下，上海组织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转型探索，社区公益由弥散型转向精细化发展。2014年，上海市《关于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重点扶持社区公益慈善类等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上海积极探索设立社区基金会，以便在财政资金以外形成一个社会资金的“蓄水池”，使基金会成为上海社区共同利益的“催化剂”（谢志强、周平，2017）。全市社区基金会从2018年的1家增加到2019的79家，数量增长迅速，2015—2018年四年间累计收入约3.4亿元，其中捐赠收入约2.5亿元，累计公益支出1.1亿元（李宗克，2020）。
有“金融之都”之称的上海，慈善信托、企业社会责任、高净值人士基金等成为其经济发展下创新发展极具特色的动向。2013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与全球联合之路合作设立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联合之路专项基金”，是上海慈善事业在发展中与国际合作的尝试，为上海的企业界，特别是外资企业和国际友人奉献爱心提供了平台。2016年《慈善法》颁布后，上海银行私人银行首单家族信托业务落地。2018年12月，上海银行发布慈善投顾系列解决方案，成为全国首家为高净值个人提供慈善基金解决方案的银行。上海市经济团体联合会连续九年举办了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2019年334家企业履责，慈善捐款合计3.5亿。
上海聚集的全国极其优秀的企业和人才，成为推动上海慈善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结语
商业都会、移民城市以及租界社会的历史身份，使得上海了形成极具代表性的海派文化，也是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势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孙逊，2010）。海派文化对上海慈善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在近代特殊的地位和条件使其往往在很多方面成为全国风气之先，表现出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更新创新和喜欢标新立异的特点。政府部门思想也更为开放包容，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打破旧的传统框架，把思想解放和上海新需求有机结合，融入新境界、新格局和新思路。
上海作为经济中心，比其他城市拥有更肥沃的公益慈善蓬勃发展的土壤，同时改革开放后这种市场机制下体现资本与权利逻辑的城市空间结构，也不断对现代慈善事业提出新需求：多元资源整合，调动各界积极性，回应多元真实的民众需求。从全国层面来看，上海每年对其他欠发达地区也开展了援助工作，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影响着援助区域的慈善发展现状，如何开展更卓有成效的慈善行动，扎实面对社会问责，都将是上海慈善发展长期需要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