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社区】上海6月20日CSA沙龙简要记录

主题:CSA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时间:2016年6月20日 周六 下午3:00 -4:30 正值端午节
地点:浦东喜玛拉雅中心(芳甸路1188号)
主持人:郁弘芳
记录人:李震宇 张海琳

吴敏:大家好!我是吴敏,是玫瑰庄园的庄主。我本来想讲的是CSA离我们有多远,我自己想的能尽快走近CSA的两条路,但是晓武想让我讲一讲我的经历,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农庄,那么我先讲讲这个,等有时间了再讲一下对CSA的认识。我叫吴敏,前几天才过了45岁的生日,我原来在军队、在军校教书,2006年转业,转业后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但是当家庭主妇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各种各样不安全的添加剂、不安全的食物,所以,我下决心做这个。准备了两年时间才开始行动,2011年才开始慢慢做起来。说到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任何添加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在技术、政策、市场方面,每走一步都很困难,我们的这些同伴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但每一步走过来,都有人在帮助、鼓励、打气,包括在座的各位,我想这是我们坚持下来的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我代表我的同行们先谢谢大家。说到CSA,我觉得它是国外引进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社区支持农业,这个社区和中国的社区概念不同,在这个模式上也因此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离真正的CSA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信任方面,当然这个信任是互相的,是两方面的信任,首先,农户要做到值得信任,在这方面农户要做到,也有一些困难。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我的客户每次买东西都是先打钱给我,我说:“不急,你拿到东西再打钱也不迟。”他说:“谢谢你的信任,你不怕东西到了我不付钱吗?”我说:“这个信任是相互的,你都相信我,我说不打化肥、农药,你都相信了,那么,你晚打一会儿钱,有什么可以不信任的吗?”所以,从这种点点滴滴的事情积累起来,可以做到互相信任,这个应该说是不难的。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建立信任的点点滴滴。另外一个事例是,前两年,有一个农户,搞西瓜的预订,春天的时候付款,夏天的时候拿西瓜,6元钱一斤,但是,夏天因为气候原因,西瓜都烂掉了,他拿不出西瓜来给客户。后来,他一着急,把别人地里1元1斤的西瓜拿来交货,他也很难,因为要养家糊口,但是,他这样做,失去了大家对他的信任。这个信任本来就是很难地建立起来的,所以,他离CSA越来越远了。
尚英:大家好,我来自崇明岛,我的农场叫喜愿自然农法农场。很多人都知道我为什么去做农民,今天晓武又问我了,让我回溯一下自己的想法。记得2010年到崇明的时候,大概是5月份,天气非常凉爽,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用我的手机上网,我忽然觉得非常舒服,为什么呢?我从城市到了农村,我生活的范围扩大了,我在城市里,和客户通过手机、网络联系,我到农村后,发现我和人的关系不同了。以前是简单的买卖的方法,我付出,你付我代理服务费。到了农村后,做了农民之后,发现要和很多人互动,有当地的村民,一开始90多亩地,要请他们干活,他们干活的质量如何,我要求他们怎样去干活,都要面对面地沟通。另外一个群体,是客户群体,包括在这里就坐的何洁、郝丽琼,都是从2009年开始,从浙江莫干山开始,就吃我们家的米。我们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帮朋友这样支持我们,使我们陷入到一种关系里去。我离开城市后,发现自己不是在做一件很小的事情,不是简单地用时间、金钱去交换我的生活,我还要用心血、用更多面对面的沟通,才能支撑起我们的事业和生活。我的世界就一下子大了,不再局限于电话和网络,我和很多人建立了面对面的关系,这是我做农业和在城市里的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会坚持做下去,我也要说到消费者的力量,像何洁、郝丽琼那样,知道我们,就把钱给了我们,我们收到多少,再给她们。我从她们身上体会到信任,她们的信任,使我们坚持要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方面,消费者的力量推动了我们。假设回到过去,传统的农耕社会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农民,我们种田、种菜,剩余的时间我们可能去打铁、卖铁,可能编个筐子去卖筐。可是,我们回不到过去了,那怎么办?2010年,易晓武提出来做主妇联盟,大家都到农田里去劳动,可是也不成功,大家都很忙。特别是三四十岁年纪的人,有小孩子要带,有老人要照顾,虽然说去农村劳动,人人都很向往,但是做不到,这个时候,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在农业领域,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我们不要把每个人的角色定义为生产者或消费者,我们应该是一种相互交换、分享的生活,我们把它作为社区更为合适。刚才我有一个客户过来,送我一包衣服,我小孩子两岁,她问我要不要旧衣服,我说:“要。”因为这样,我不需要再花钱给小孩子买衣服,另外,我的东西,她可以和我来交换,这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这是一种分享的生活。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你是做IT的,做银行的,做金融的,你如何和我的农场分享生活?做到现在,我想每个人在他的生活里安排一段时间体验农活,体验农活可以让你和自然相连接,和你的家人相连接,治愈城市中的很多疾病,帮助缓解情绪,生活是需要安排的。我最后的一句话是,生活需要安排,请你把农业加进去。
雪清:因为今天讲的题目是社区支持农业,我就想到了刚才吴敏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本来是讲好的,消费者委托农户生产西瓜,然后因为天气的原因,西瓜有损失了,没办法向客户交代,他就用邻居的普通西瓜去冒充。其实,发生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良好的沟通的话,可以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因为这个事情,如果全部损失由农户来承担,也不是很公平。因为这是他无法控制的风险,碰到天气这样的原因,如果事前有一个约定,消费者也可以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损失,农户从事农业也会有更大的信心。否则农户一下子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对他的信心也是很大的打击。上次,我们也是拜访了一个农户,他也提到这个事情,有一批他的好朋友委托他用纯天然的方法,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方法种植西瓜,后来,也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下大雨,其他的农户都打了农药,因此,其他农户的西瓜都存活下来。他说我愿意承担全部损失,我把钱全部退给你们,但是,有些人表示没关系,钱就放在那里,放到明年吧,可以买其他的东西。因为这其中有一种信赖,本身信任的基础比较好,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坦陈地和别人去沟通,这样的话,建立一种更加信赖的关系,因为农户也没有想要去隐瞒。我今天要讲的是,作为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有机的产品,这是对于自己、对于家人、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我们今天有意识地去选择,而不是有什么吃什么,大家都这么吃,也就这样了。其实,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选择我们吃的食物,因为我们今天所吃的食物决定了我们明年或后年的健康状况,乃至于我们整个家庭的健康,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每天做出的一种选择。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每天大气的污染、水源的污染,我们接触到的有毒的化学物品,每天都会对人造成损伤,每天人都会生小病,从医学上来说都会有疾病,只是我们没有感知到,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让这种损伤得到修复,我们就要吃有营养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有营养的东西呢?不是说大鱼大肉就是有营养的,实际上,在有营养的土地里,才能生产出有营养的食物。用生态的方式种植的土地,会养护这个土地,有机肥会让这个土地很有营养,会有很多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通过这个土壤生产出来的食品,吃进去,就会有充分的营养。而我们平时吃的喷洒农药、化学物质的东西其实没什么营养,我们只是吃进去,感觉肚子饱了,没有起到食物应该有的作用。因此,选择生态农产品,这是对于自己以及家人的一种责任感,说大了,是对地球的一种责任感。我们选择吃有机农产品的话,我们希望他们生意好,生态农庄生意好的话,其他农民也愿意用这种方式,相信其他农民也不愿意用农药,或者少用一些农药。觉得这样种出来的菜可以卖出去,生态农庄也可以扩大再生产,这样会有更多的土地得到保护,我们的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也就是讲,我们消费者是用我们的消费行为来进行投票,我们支持环保,是对地球生态的一种保护。我们平时都会抱怨,现在环境很差,吃的东西都是有毒的,我们能够为这个环境做什么?我们不会像农户那样、也没有时间,自己搞一块地生产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消费来投票。我最后想说的话,消费者和生产者他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是一个共同体,只是我们在保护环境这个大方向下,担任的角色不同,我们是消费者,他们是通过投资时间、金钱、精力,研究很多方法,把这个好东西生产出来,而我们花钱去购买这个东西,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环境保护好,把地球保护好。我们去享用美好的食物,让地球更加美好,也让我们的家庭更加健康和美好。 
张衡: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来做这个交流,我的名字叫张衡,我是何洁的老公,我本人也在热爱家园做义工。我觉得这个题目挺好的,开始我不想讲,听了以后,也挺受感触的。首先我是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我也是一个比较庸俗的消费者。易晓武讲的那些理念,我觉得也挺高深的,搞不太懂。但是,我在想,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考虑的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在中国,作为一个食品消费者是非常纠结的,首先要省钱,同时还要吃得安全,现在我们到超市,到小菜场啊,包括到食品店去买任何食品,其实我们都是惶惑不安的,价格贵那也就算了,买自己能够接受的东西。你买任何一个东西都充满了怀疑,刚才几位生产者都在讲信任的问题,说实话,在市场上的信任度非常低。我现在到超市去选一样东西,会选很久,比如我选一瓶醋,我既然想吃这个原生态的醋,我要仔细看它那个醋标上写得内容,我还得想是真的吗?是这么天然、有机的醋吗?买一个水果也是,这个水果首先要价格合理,然后还在想,这个水果是不是这个季节的水果,这个水果的大小是不是合适,是不是打了泡大剂的,或者农药是不是打得多,这种纠结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希望一劳永逸的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我们想有什么方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该死的问题。作为消费者,我们很少会想,哎,这些生产者在想什么事情?包括这个土地的感受是什么样的?觉得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是生产和消费的割裂造成的。刚才我在这儿,听了一些生产者的想法,我觉得很好,如果我们和生产者有某种联系,我知道种给我吃的人是谁,对吧?比如说尚英LIZ,我已经忘了她长什么样了,我的米一直吃的是她家的,所以我身体的一部分来自于她的劳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来自于一个人的劳动,我和这个劳动的人面对面地交流,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信任,甚至是感情,都会有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听到LIZ讲的共享社区的建设,其实,我是搞IT的,我也一直在想,互联网为共享经济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以前都是用货币,用商业来完成很多事情。但是,在互联网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不用货币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乌托邦,我们可以生产、交换、消费,我们完全可以脱离货币,我们可以尝试做这个事情,我觉得。LIZ又提出以农业生产为核心,人的核心就是衣食住行嘛,最终我们就是要有衣服穿,有东西吃,这是本质的东西。如果,这样的东西我们能够搞定,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乌托邦,我们在这个乌托邦里就可以很HAPPY。所以,我的想法是,第一,如果消费者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跟生产者和土地没有连接的话,他会很自私地考虑一些问题,而且不会为别人考虑,所以我认为,消费者要有交流。第二,在现有的基础条件下,如果我们能以一些农夫为群体、为核心,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一些乌托邦,然后我们抛弃货币,以交换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尝试一下,也许我们会获取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谢谢。

主持人:都已经找出了一个取代货币的沟通方式。

郭准:其实,这位张衡大哥说的乌托邦其实已经存在,美国、香港啊,它的食品很安全,基本上没有欺诈。有的记者做了统计,我们吃十顿饭,就有一顿是地沟油,出现大量的毒西瓜、毒草莓,这是大量普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每一顿饭,不管是在家里吃,还是外面吃,我估计,最起码20%是有问题的,这是一个现状,平均水平。我这边(易拉宝上)写10%,因为我不太敢写这些数字,一旦写这些数字,我非常容易被和谐。以前,国安局和谐过我,是的,因为当时我们开会,提到福喜事件,一提福喜过期肉事件,国安局就通过网上的舆情调查知道了,通知同济大学把这个会议给停掉了。现在负面的消息是不太能讲的,我们只能说,哎,这家好,这是可以的。美国的这套制度,通过消费者比较严格地监督,政府比较严格地去监督企业。然而我们国家,消费者他是没办法去监督政府的,是吧?我有个朋友,他曾是做卤肉、熟制品的工厂的总经理,他们用的水是上海的地下水,上海的地下水已经被污染了100年了,现在还在用,他如果用自来水的话,这么大一个厂,成本确实比较高。我们现在只能吸取台湾的经验,直接做消费者团体,跳过政府,不要和政府发生关系,直接去监督农场,这是台湾主妇联盟、日本、韩国的这种经验。那套理论是应该很成熟的,当时,我们跑了将近两年多,找到了两百家小的农场、小的餐馆提供开放参观。回过头来,两年以后,再去看他们,200家里倒掉100家,开放参观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处,而且增加了它的成本,消费者是不认可的。现在我们就在做消费的教育,包括进社区啊,希望大家都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会进行一些炫耀型的消费,比方说购买一些奢侈品、买豪宅、买车子,是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网络、整个制度还不稳定,因为不稳定,所以大家每个人都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一些豪宅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在美国这种地方是不需要这么干的,一般年轻人到四十岁、四十五岁之后才需要买房子,就是他的房子本身相对来说也是很便宜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过去买的话都会很贵,事实上是,我们把绝大部分的钱用来买房子,买一些炫耀型的产品了,包括我们吃的,包括在朋友圈里炫耀说,也是,颜色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其实,这都是属于炫耀型的消费。他不是追求实际产品的质量,过于追求这种产品的外观,就一定会导致使用过多的色素、过多的添加剂。对吧,这都是我们称之为炫耀型消费。然后还有就是漠然型了,我现在还要挣钱买房子,是吧?在食物上不会投入过多的钱、过多的精力。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卖豆腐的梦溪农场的老杨,至少有了小孩以后,没有小孩之前,什么川菜啊、湘菜啊、火锅啊、麻辣烫啊,也都吃,他们两口子都吃的,有了小孩以后,他们就不一样了,从吃奶粉开始,就要很担心了。后面,他们想到怎么办呢?一个新东方教书的老师不做了,他老婆是IT公司的,也不做了,自己当农民,自己种自己吃,这是最有爱心的。每天自己监督自己,这个肯定不会掺假。比较弱一点的是,比较理智型的就是说,经常去农场,去看看他的仓库、原料、种子、化肥,有没有非法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信任他,以后每年就购买,对吧?我现在其实就属于这一种,但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几个人都讨论过,全部吃这种小农场的产品确实很贵,如果所有的鸡鸭鱼肉、大米、蔬菜,全部吃这个小农场的话,一个月三口之家最起码要1万块钱,太贵了。
众人:没那么贵。除非你天天吃一只鸡。
吴敏:我的办法是,在我稻田里的虫子,我有鸭子,一物降一物,我希望虫子多,多了我的鸭子有东西吃,虫子吃稻子,到时候,我们可以吃美味的鸭子,一回事,殊途同归。

尚英的问题:你们觉得一个月能够安排出一天、两天的时间,到农田里干活吗?(张衡说:我明天就想带我女儿去)其实,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这件事情嘛,我感觉到,之前请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干活,就像是旅游、作秀,其实我不爱做这种事情,因为前面我们要做一通准备,后面还要擦屁股,收尾还有一通工作,会给我们增加很多的麻烦。但是,我现在觉得,没有城市人的加入,农业会破产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四五月份,崇明所谓的最黄金旅游的时间,到处都在打除草剂,虽然公路上车水马龙的,大家都在往崇明涌,但是大家不知道崇明到处都在打除草剂,那段时间反而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农村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那么这几天,我看到,一些四十、五十岁的大姐在种黄豆,她穿着高跟鞋,穿着短裙,穿着丝袜,她们家的地嘛,她又不愿意荒了,她去种。这种人只能依靠农药化肥,她不可能像六七十岁的人去拿把锄头垦草,她是不愿意这么做的,因为她吃不了这个苦。所以说呢,如果以后六七十岁的人走掉之后,剩下四五十岁的人,他一方面不吃苦,另一方面他又不懂,他只能依靠农药化肥去生产。我看了这个地方后,我就想到城市里的人,虽然以前,我非常不喜欢搞插秧活动。易晓武每年都搞插秧活动,我说,NO,我不干。但是,或许应该转变起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情当作体验或游乐的心情去做,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非常严肃认真地去做这个农活。当然,我也会在成本上有所考量。
尚英:我觉得是要在关键时候,人多嘛,当然,这样组织工作有很大的困难,我相信,只要来人,就可能有改变。(何洁:你觉得还是以认养的方式?)我想,欢迎以认养的方式,虽然以前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但是可以重新做一次,今年来不及,明年重新做。我希望能找到一些不只是把劳动当作一种体验。如何能让大家真正地介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去,并不是说让每个人都成为农民,而是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有意义,怎么讲?一方面是降低了食物的成本,第二方面是真正有新鲜的血液流到农村去。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吴敏: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自从我拿到第一块地,他们都说,你把这个地租出来,给我们一人租一块,我们来干。我一直没有租,因为我是技术问题没有解决,虫子和草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是不会让他们租的。现在,虫子和草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他们又来了,来了一拨人就租了四块地。大家租好了以后,都是很开心,很高兴的,这就是我们的地,我们的菜。他每天都看,“姐啊,你给我拍一张照片,我看一眼吧”,“姐啊,我们家那个菜菜怎么样了,我都想它们了”。但是她们工作很忙,家庭孩子都很忙,比如孩子周末要去上什么班,她想来,来不了,不是她不愿意来,你们是不是也有切身的体会?所以说,指望城市的人到农村,作为劳动力,可能性太小了,但是通过这件事,让城市的人对这个农场,不能说农村,有些关注,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啊?这应该有一个互相的理解,你要拿他做劳动力,不可能的,但是他可以关注。比如说,他一个月或两个月去了两次后,回去给他的左邻右舍或者朋友、同事说:“他们那个工作是怎么、怎么工作的,他们是怎么困难,怎么辛苦,或者说他们做得怎样好。”会这样子,跟大家传播,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已经足够了。我觉得是足够了。郝丽琼:或许可以这样来操作,比如春天做一场活动,要做大,一定要做大,就是很多人过来,就是一个仪式。比如说,春天一个开耕的仪式,夏天是长的时候,那么夏天会有一些除草的工作,秋天来收获。让他体会食物的美好,一年搞这么几次活动就OK了,做大一点,可以跟很多机构联手,比方说,跟一些大的企业啊,像我们这种组织来做,因为我们可以找许多居民过来嘛。这样,你只要负责你的活动的策划和设计,做得很精致,整个的体验感都非常丰富。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这样的活动的,比方有很多人过来,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策划,策划出有节点的,有仪式感的活动,跟城市对接,跟组织对接,每年我们就搞几次活动,不要多,很大型的,就OK了。农场可以一起联动,比如说你这块是水稻,你这块是玉米,打比方讲,我们搞不同的品种的活动,但是,我们是一个大的联动。就可以让方寸地来组织,就是可以的,我觉得这样更加有意思,而且声势就很大。郁弘芳:还有一个社区我也很感兴趣,我们需要落实的就是如何交换,拿什么来交换。

张衡: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尝试一下,第一,要有足够的人,对吧?可能我们要有50个人、100个人,都有共同理念,然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先是百分之五的东西用于交换,现在,我们都是百分百购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百分之五的生活是用于交换的,然后逐步、逐步扩大,这个我觉得只要有足够的人,是可以做的。我们再建一个微信群,再做两个淘宝网站,微信就可以了,技术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用移动互联网,已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扁平化了,我用一个微信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游戏规则的话,大家可以来建设,游戏规则方面,“热爱家园”也比较有经验。我们善于建立游戏规则。建立一个乌托邦,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吴敏:这个问题,我跟丽琼也讨论过,好多妈妈们在家做厨艺酵素嘛,用厨余垃圾做厨艺酵素,我跟丽琼也说嘛,这个酵素,你做了这么多没用啊,我们需要啊。然后,我们拿我们出产的菜跟她换,刚才丽琼又问,你怎么个换法,多少酵素换多少菜吗?其实,我们也没有谱。我跟丽琼说,你觉得你想采多少菜,你就自己去采吧。采本来也是下田的过程嘛,本来有收获的喜悦嘛。对,这个因为忙,我们也没有沟通完。但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从这个简单的厨艺酵素来交换,然后,慢慢地,更深层次地来交换,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张衡:我们在乌托邦里可以设计一种币啊,用这个币来设计它的规则,可以做的。我们逐步、逐步地完善它的定义,可以做到的。先用电子货币来交换,那样比较准确一些。我还有一个问题,乌托邦是要做,但是乌托邦还是小众的。你这个事情要推广的话,要对人类有意义,还要从商业角度来考量。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吃你的米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米吗,它的价格十几块钱一斤,可能它的价格是一般农民的米的三到五倍。我在想,这个产量呢,可能也就农民一般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差不多吧?但是,我们的价格是它的三到五倍,这个是可以打平的,我们在化肥和农药上是没有投入的,因为我们不用农药和化肥。
吴敏:但是,在人力上有投入啊。
张衡:你没有听懂我的问题,所以,我在想,你们能不能帮我估算一下,同样是种一块地,到底是LIZ你种这个地的收益高,还是农民用他的方法种的收益高?如果是LIZ的收益高,那么从商业的角度上是可以推广的,我是这个问题。如果可以推广的话,LIZ你可以包更多的地来做,或者我们把这个技术推广开去,让更多的农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用自然农耕法,比你用传统的化肥、农药的方法能够挣更多的钱,那么,这个我就可以推广了。我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样做是不是合算的。
尚英:我觉得是合算的,当你在说这个经济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环境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说,自然农法或者任何健康地种植、有机的方法,什么都是值得推广的,因为它是对环境的考量,一个是对环境的破坏,一个是对环境的友好。这个是无法估量的一个东西。如何建立一种商业模式,让它自己能够发展壮大,我无时无刻都在思考,目前,我们的农法不成熟,虽然做了五年,也不成熟。不成熟的地方多呢,说实话,我做自然农法是从书上学的。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参加东亚地球村的活动,看到了日本的一个自然农法的碟片,发现很多环节跟我们想象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这个是实验,另外,日本的自然农法都是小面积的,它没有大面积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想做自然农法,并且把它做得很大的话,一定是中国式的自然农法,和日本的是有区别的。我今年的实验方向,一个是水,一个是草,还有一个接下去的是我要找合适的机器,因为依靠人力我觉得是不行,要依靠一些机器。我觉得,自然农法稻鸭工作可能已经成熟了,稻鸭工作传统就古而有之嘛。从自然农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有两三年的时间。但是从经济考量上面,我觉得很有前途,更有前途的是,社区的建设更有前途,这是相辅相成的。
郝丽琼:自然农法是一种非常强的信念,还有非常独特的方法,方法可以不同,方法很难成为标准化,很难像肯德基那样去做,它是非常具有个性的,不是像张衡那样想的去做,大规模的推广,可能是很难的。
张衡:农业没有发明之前,不都是自然农法吗?
郝丽琼:那不是自然农法,是两个概念。
尚英LIZ:我看VIDIO的时候,猜测了一下,哎,日本人为什么带自然农法到中国来,我说,想把中国人饿死吗?我心里想。这么低的产量,是不是别有用心。但是我在想,虽然他们说自然农法是根据中国的传统哲学做出来的,现在要做,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看怎么能做出来了。当我看到那个VIDIO,当他(日本人)秀那个黄瓜、那个茄子的时候,我就哈哈哈哈,其实,种得真的不怎么样,跟我们一样,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差。
郝丽琼:但是他们的稻田太吓人了,三四厘米的腐殖质,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很厚的根系,根系腐烂过的那些东西,是很厚的土壤,那个东西非常吓人,我觉得。
尚英LIZ:其实我们可以突破自然农法,无论是稻鸭共作也好,自然农法也好,关键是一种理念,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做这样一个社区,为什么我们要集合在一起,集合在一起想做什么事情?打破这个农法的局限,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放在和环境的友好的方面去做这件事情。
张衡:但是你真的要对生态起到作用的话,你必须要推广,你小众的东西,对生产没有什么改善价值。
尚英LIZ:2010年开始,已经有很多农户了,比如我们家有一个地图,上面有增有减,有的不做的,有的关门的,有的转让的,但是现在有更多。就是说,这个是会成气候的。
吴敏:最理想的也就是,咱们看着最可行的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里有一个小圈子,在那个地方又有一个小圈子,这些小圈子大了以后,它的边界就越来越窄了,那小众就可能变成大众。小众刚开始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做,等到越做越简单,越做越省力。其实,我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现在做了四年,一年比一年轻松了,虽然说还是困难重重,但是还是说已经一年比一年看到希望了。就是要有信心,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同行这么多,我的竞争压力很大了。你们就可以放心了,说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到这个圈子里去。
主持人郁弘芳:我们有请晓武给我们做一下发言吧。
易晓武:非常感谢大家,尤其是LIZ、吴敏,还有丽琼跟何洁,几个人的分享,我们共同一路走来,不知不觉已经五六年了。最早,我是在自然之友做志愿者,那时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一个讼棍。当时请热爱家园的律师志愿者们一起帮忙,介入到一些工业污染的事件中去。但是从2009年开始,慢慢了解到农业污染的问题,于是觉得,要做一些改变,在工业污染方面也碰到一些问题,当时我觉得工业污染的博弈太厉害了,说句实在话,很容易成为一个牺牲品。农业污染呢,的确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个时候跟丽琼、跟何洁一起去支持尚英在莫干山的农场,2009年,于是和一群朋友们采用预付款的方式来购买农产品,是2500元一亩,那个时候做这个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很少很少,但现在,人已经很多了。我2009年开始筹备上海菜团,就决定学(台湾的)主妇联盟嘛,到后来做这个农夫市集,一路做过来,当然现在也碰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至少有一个欣慰的事情就是说,大环境的确是在改善,但问题还很多,议论很多很多,多得吓死人。包括这个方寸地,我还是觉得它像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很有可能就是一阵风过来就把这个蜡烛给吹灭掉了。我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的。但是放眼到整个大环境来讲呢,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像梦溪农场,你们算是比较年轻、资历比较浅的,但是他们进步也很快,做得特别好,特别用心。在四五年前,找不到那么多坚持生态方式生产的农户,但是现在比以前多了好多。现在的消费者也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的思考不再纠结于食品吃得安不安全的地方了,而是更多地会放在生态环境、社区和谐、人的生活本质上面去了,到底什么是你真正需要的。所以我越来越有信心,心里越来越感觉到温暖吧。就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郁弘芳:最后要说一下,前两天我跟易晓武讨论一个问题,我对农业真的是不太了解,但我跟他讨论时,他有一点是非常触动我的,他说:“我自己就是来自农村的,然后我读书,读完书以后在城市里面工作,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内心有个愧疚感,我好像对生我养我的土地有一份深深的愧疚感,如果我继续像大部分人生活的这个状态继续生存下去,而不去顾及土地健康,乡村建设的话,我觉得自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的。”我觉得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能特别地理解小武这么多年去付出,有可能对他来说,和王石说的那句话一样: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份亏欠,这份亏欠是很私人的。我觉得这份私人的情感放在那里,会让这个事情变得很真诚。我也看到很多人真是非常真心地去支持这件事。
张衡: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人叫罗杰斯,是一个投资家,虽然是个流氓,但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有道理,中国未来的机会在什么地方,他说了几个行业,第一个农业,第二个旅游业,第三个是环保,第四个是金融,还有一个是医疗……前四个我们看到是非常有前途的,农业是第一个,而且我们这个有机农业能够把环保和旅游结合起来,我本身是搞融资方面的,我也在想这个农业金融方面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能够导入融资、金融方面的东西,大家觉得怎么样。你们在做这个的过程中,觉得金融这个方面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能够找到钱对这个自然农业进行融资投资,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大更好一些?尚英:我觉得资金肯定是需求的,前面讲话太激动了忘了,我想要讲些什么呢?其实,我到农村去为什么要留在那里,我发现我有可干的事情,为什么?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那里很少,我可以做一些我这个年龄段可以做的一些管理工作、协调工作,这些工作是没有人能做的,所以我去做。我觉得农村是需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农业做大,把农业做好,资金是一方面,更多地是管理,这是真正符合农村自己的实际情况的,针对农村的实际问题,最缺少的就是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最缺少的。举个例子,给水稻田灌水,以前都是请队长灌水,算是包给他的,30块钱一亩,但发现总是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今天来之前我就跟我的工头商量,说怎么办?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和我的工头自己放水体验了一把,一个人干不了那事儿,真的很累。早上7点钟开始放水,有的田块有高低,甚至水也时大时小。我中午饭也不吃,大概放到两点多钟,才把这个田块的水放满,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干的,我们怎么跟60多岁的村民协作去完成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农业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看吴敏他们也是这样管理,包括工人和管理层,吴敏请的是外地工人这样管理,我们是依靠本村的农民这样去做,有很多在你们城市里或公司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到我们那边去,你想要跟那群人去沟通就非常困难。建立规则,我觉得只有建立了一种制度和规则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更好,所以资金非常需要,但是另外还需要很多智力的投入。
张衡: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在城里面包括在外企里面的管理经验,到农村一点用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管理还是很厉害的,你说这个区域(喜马拉雅中心)就是我们的农民工建设的啊,你看管理得多好,建设得多好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管理的,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建设啊,这农民工怎么建设出来的。
尚英:所以我觉得1949年解放是非常了不得的,我觉得共产党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