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者说#第26回：要思考基金会为何而存在

编者按：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是由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09年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宗旨为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和谐发展。作为一家央企基金会，招商局在完成好定点扶贫等“命题作文”的同时，逐渐聚焦到农村社区综合发展领域，并逐渐形成了基金会资助的三原则：是否有助于强化人的市场权利；是否有助于唤起人的自我意识；是否有助于增加人的多元化选择。在资助项目管理过程中，除了追求把事情做干净和更好的社会效果之外，基金会更多会思考自己为何而存在，在这个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而这种持续地探索也形成了团队成员不断辩驳、反思和学习的氛围。

采访者：社会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SRI

被采访者：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秘书处，以下简称招商局

时间：2014年9月

SRI：请先简单介绍一下基金会的资助工作。 

招商局：大体来说，基金会的资助项目可以分为三类。一种被我们称为“命题作文”，作为一家央企基金会，我们在扶贫领域是领了一些任务的，从资金比例上看，这类项目能占到全年项目投入的一半左右。一种可被称为“定制项目”，是基金会自己开发、或者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聚焦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细分领域，这类项目是我们投入时间比较多的。第三种是一次性捐助，这个相对容易些，在符合基金会宗旨和领域的前提下，合法合规地捐出去就可以了。

SRI：能举个例子说明“命题作文”和“定制项目”的区别吗？ 

招商局：典型的“命题作文”，例如湖北蕲春的一个扶贫搬迁项目，即帮助山区里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户搬到山下来住。整个提议和规划都是当地政府提出的，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就拨款进去。一个不太典型的命题作文，是贵州威宁的“幸福小镇”。这个项目中，除了修房、修路、修公共建筑等硬件投入外，我们还基于社区调研和共同讨论，引入了农家女、绿十字等NGO做软性建设。从2011年启动至今投入超过4千万元。但这还不是我们说的“定制项目”。

定制项目中，我们一般不会有硬件投入，主要目的是恢复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和活力，在提升社区共治能力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一定的硬件才会做相应配套。定制项目与命题作文的另一个区别是“谁想做”。幸福小镇项目中，村庄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属于打哪儿指哪儿型。村民、村两委、镇政府、县政府在项目中各有诉求，NGO也算是被我们“抓进去的”。而在定制项目中，我们特别看重社区改变的意愿和主动性，甚至会先布置一些社区发动的“作业”，来找到真正想做的合作伙伴。同样的，参与进来的NGO也是一样，是几方想做的事情，要有共同的诉求。

SRI：基金会是如何选定农村社区发展这一工作领域的？ 

招商局：刚才提到央企有扶贫任务，所以基金会做跟贫困、跟农村有关的事情也比较自然。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全部来自企业，刚成立那会儿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也是企业转过来的，对于公益、基金会该怎么做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就先做了一个“扶贫创新奖”，搞了一个胡萝卜先把大家找过来，了解大家是怎么思考的、以及做事情的逻辑。企业原有的、资源投入式的传统扶贫，和民间公益在实践的综合发展式扶贫，有太大差异了。经过那次，学习到很多，也与很多伙伴一直合作到现在。

那时，我们城市和农村社区都做，资助的项目也比较散，音乐支教、流动儿童合唱团、以及做亲子阅读的都有。随后，我们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支持这样的项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支持到什么时候，这些项目与我们的战略有什么吻合的地方。我们当时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就暂停了。

慢慢地，我们聚焦到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发现这里面还有做经济发展的、做教育的、做妇女健康的、做乡村人才培养的等等，就像一张拼图。在与不同的伙伴合作中，我们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于农村社区的认识。社区是什么？是在公共服务方面自成体系的单元，是提供和使用公共品的社会最小单位。社区共治是什么？是社区不同的利益或兴趣群体（如村支两委、宗族、合作社、涉农NGO等等）如何通过平等参与，管理自然资源，获得、生产、分配和使用公共产品。在乡村发展中，人是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

最近，我们确定了基金会资助的三项原则，即是否有助于唤醒起人的自我意识，是否有助于增加人的多元化选择，是否有助于强化人的市场权利。这背后体现了我们这个团队最基本的价值观，即我们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看待人与社区的关系。总体来说，是基于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我们认为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人首先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区里人与人之间是独立、平等、互助的关系。

SRI：能具体讲讲“拼图”的意思吗？

招商局：“幸福小镇”中，是我们把几家NGO拼在了一个社区，其中很多协调工作还是由基金会来做的，当时他们之间没有互动起来。后来，我们也思考，没有必要把大家生拉硬套在一起，说拼图，也许不是在一个村庄，而是在整个乡村发展领域内拼图，观察和理解这个领域的价值链条、合作关系、互动机制。我们会有意介绍在不同地方、采用不同方式工作的合作伙伴相互认识，分享经验、讨论问题。 

同时，拼图的意思也并不是指我们脑子里有完整、清晰的图画，而是跟同行、伙伴互动、碰撞的过程。有时，我们只是隐约觉得缺了些什么，至于具体缺少什么并不知道。比如和杨团老师的合作，她想做的是推广乡村社区工作者的职业体系和职业标准，而我们则关注乡村发展过程中人才培养的问题，这其中是有共通点的，也是我们合作推出“禾力计划”的基础。

SRI：你们的合作对象有政府部门、公益组织，有时还会引入企业，对此你们是怎样考虑的？ 

招商局：我们希望将资助对象聚焦在NGO上。原因在于政府是收了税的，在我们看来，现在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还是很大的，应适当退出一些，留出空间来给民间。如果继续投给政府，就相当于继续增加它的资源和管理范围，这与我们的思路是相反的。当然，有时交给政府部门去做是效率很高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推下去，这是一种诱惑，我们需要抵制这种诱惑。我们也会在一些地方与企业合作，但那属于购买他们的服务或产品，与资助是两码事。投入在NGO上，既是共同达成社会目标，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

SRI：资助项目的项目管理一直是资助工作中的难点之一，你们在这方面具体是怎么做的？

招商局：我们把项目管理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是合格，就是该有的程序都要有，立项、调研、审核、拨款、跟进、总结一步不差，财务清楚合规。先把事情做干净，如果连这个层次都做不到，这件事就不用做了。

第二层要求稍高一些，要去看产出和成果。比如项目的目标是提高社区自治能力，这个怎么考察？就需要资助官员去分析，对于这个社区来讲，自治能力体现在哪儿，比如原来是怎么开会、做决定的，现在采用什么方法，是一次性事件还是养成习惯了等等。此外，不仅要看效果是什么，还要看达成这个效果的过程是怎样的。

第三层再高些，要思考我们基金会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的钱捐给更有成效、更有效率的基金会？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一个一个的项目，还做了什么？我们基金会对行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有什么贡献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思考落实在立项、选择伙伴、项目设计中去。

我们在资助过程中参与比较多。包括参与前期设计阶段，项目进展过程中也会问的多一些，尤其是可能会对合作伙伴的思维方式有一些挑战。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伙伴思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事情时，不仅是受限于资源条件，而是受限于他的思维方式。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团队深入这个领域快速学习的机会。有时我们也会拿不准，哪些问题是由于我们不懂、不了解而产生的，哪些可能是我们真的发现了伙伴自身的一些问题、或需要改进的地方。拿捏介入程度和甄别问题真伪都是很难的。

SRI：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你们认为资助官员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

招商局：刚才说的项目管理三个层次，越往上，对资助官员价值观层面和宏观视野、战略思考方面的能力要求就越高，越往下，对于技术方面的要求就多些。基本的一些时间管理、冲突管理、沟通等方面的能力，以及项目管理的“计划-实施-监控-反馈”都与企业的大同小异，都是可以从过往的工作经验中迁移过来的。

我们很认同一句话，“金钱不会带来智慧”。资助者应该对资助伙伴充满尊敬，应该具有正直品格，很强的倾听和沟通能力，一方面要充满创造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很严谨。

SRI：你们在培养资助官员具备上述能力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招商局：技术层面的能力，基本可以通过看书、参加培训来提高，团队也会总结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并通过修改流程来强化好的部分。

而心态方面，比如资助官员的角色是什么，应该怎样与伙伴、项目受益方沟通，则需要团队内部形成风气。这很难通过看几本书、或者参加培训来实现，更多是依靠和伙伴磨合，从伙伴、团队成员那里得到反馈来提高。

至于基金会战略方面，不是一蹴而就能成，得到之后也非一劳永逸，持续探索是必经之路。团队成员有好奇心、爱学习，团队中有学习、辩驳、反思的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会通过讨论《国家的视角》、《集体行动的逻辑》这种类型的书，来反思我们的资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