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和小棚户——“因为俺爸俺妈在这里，俺们也要来这里！”
编者按：
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无疑是反射中国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代价。他们的父母成为亿万劳动力迁徙浪潮中的一员，出外打工赚钱，就是为了能供孩子上学、盖房和成就孩子的未来。这些孩子只能跟着一方父母，或是年老不识字的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有些孩子甚至需要自己照顾自己。
“经济孤儿”是慈善机构对留守儿童的另一称谓。
今年年初，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文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近日，福建、湖北和江苏两省公布了留守儿童排查结果，分别为105176名、73.9万名和24.2万名，其中，湖北省有1.1万人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各省市将陆续公布相关数据。而年初国务院也下文要求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作，其意义任重而道远。
棚户区探访手记
2016年8月5日，我们走进了定海路四四九弄棚户区，楼道之间拉起的毫无章法的晾衣绳与墙面上油腻可疑的污渍，拥挤的二层出租屋在第一时间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房东顾阿根曾经在这里经营敬老院，后来因为设施简陋改造成了现在的样子，专门出租房屋。因为房价便宜，租户大多都是来上海务工的外乡人。
走进棚户区，满目皆是房间，全都是狭小的仅容单人通过的门，门口堆放着这家主人所需要的生活用具，一家人的性格特征很容易就可以暴露在外人的眼中。一切都以一种高密度的形态出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两亩地就容纳了起码150人。
他们都只是升斗小民，热热闹闹地活着，也无可奈何地活着。
这里的大多数女性租户和刘远远一样，孩子和丈夫是她们生活的中心，而每天都似乎是前一天的简单回放。
起床，洗漱，收拾打理，买菜做饭，等待丈夫回家。
刘远远的丈夫卜令涛是一位司机，常常早出晚归，有时候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接到电话就去上班。卜令涛今年25岁，外貌却显然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肤色偏黑，眼角的皱纹已经过早地爬上了他的脸，但脸上更多时间都挂着一丝羞涩不安的笑容。
面对我们的到访，他总是很紧张，只有当孩子跑过来和他说笑打闹，他才会稍微放松。他告诉我们，去年五月份来上海打工，就成为了定海桥棚户区的租户。举家来上海谋生，父母则住在上海浦东，被问及孩子的将来就学问题，卜令涛有些尴尬地笑了一下，“在这边啊？在这边呢，我不交金（社保），轮不上。公司不交金（社保），在上海上学的话…上不了。”
他寻思了一会，才回答了我们，然后陷入沉默中。
而在棚户区，这样的例子不是孤例。
同样对未来感到困惑的还有住在刘远远楼上的张宝林，为了能让孩子有父母双方的陪伴，她今年暑假带着儿子轩轩从安徽老家来上海，与丈夫一起生活，没有工作的她平时就在屋子里，也帮忙照看姐姐张晓林的两个女儿。问起对未来的看法，她也只能说一声，“计划赶不上变化，没什么想法。”
这个棚户区在周边摩登建筑的映衬下就像一块灰头土脸的洼地，粗糙堆积出的充实并没有衍生出富足的错觉，因为知识水平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着相对底层的工作。为了生活，他们甚至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
这种努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中的一部分就是能留给孩子们的时间。
所以，当小姨张宝林有事情脱不开身时，照看姐妹俩的是刚刚成年的哥哥付浩。付浩看见不吃饭的付梦妮，除了言语上的威胁和略显笨拙的“利诱”，故作严肃的面孔下更多表现出来的还是不知所措。
付浩也跟着大人修理空调，被火烫伤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在交谈中，他对大学的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他询问拍摄设备的情况，在写下自己名字时却很羞涩。
而姐妹俩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们，比起安徽老家，她们更加喜欢上海。追问原因，姐姐沉默着，不断翻弄着手里自己的幼儿园毕业照，妹妹抢着回答我们，“因为俺爸俺妈在这里，俺们也要来这里！”
她们想读书，想上大学，姐姐想做护士，妹妹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但这些未来，却是小房间电脑屏幕里播放的益智动画片所给不了的。她们显然需要教育，但这种教育本身还充满了未知。
父母在上海工作，而她们却没有太大的可能留在上海读书。 这是一个城市发展中飞速上涨的生活成本与囊中羞涩碰撞的产物，也是一个个体生命对美好生活本能的向往与严峻现实调合之下的无奈。
父母在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而因为种种原因，孩子的未来很有可能会在这种城乡转化的夹缝中变得扑朔迷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这样）影响的不是我们这些大人，不是老人，是这个国家。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接班人么，你想要国家发展好就要靠他们这些小孩。”
一楼的租户这样告诉我们。
她是一位母亲。
导师：戴震东
（注：本文为雨滴讲堂议题实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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