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智库 | 社区基金会参与抗疫情况调研报告（文末有彩蛋）

一、调研背景

近年来，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宏观背景下，基金会成为我国社会组织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组织类型。其中，社区基金会作为一种新型组织，更是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在多个省市开花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与禾平台的数据整理发现，截止2020年5月底，全国共有207家（类）社区基金会（参见图1）。从2014年，社区基金会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并于2017年达到高峰，随后进入平缓发展期。

图1：历年组织增长数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与禾平台）

社区基金会的快速发展也为学界所关注。研究者主要聚焦于社区基金会的内涵与功能、政社关系，以及规范性倡导等方面（如徐家良，2019）。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社区基金会作为基层组织类型，具有动员社会资源、创新社区治理，尤其是构建社区自治与共治方面具有理论上的突出意义。但在经验现实层面，由于自发生长土壤仍然贫瘠，所以大都由地方政府主导成立，即成长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变迁背景之下（如田蓉、王丽丽，2018）。我们的数据也支撑了这一观点。207家基金会在全国的分布十分不均，集中于杭州、苏州、南京、江阴、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其中以上海和深圳最多，分别为83家和34家。从在各地的具体分布来看，往往又集中于某一区（县）内，且在该区（县）内均匀分布，这与基层政府是否扶持或将社区基金会纳入基层治理创新密切相关。概言之，在过去几年间，社区基金会数量快速增长，但此类组织主要为政府主导型。那么在面对基层治理重大危机时，成长于此类背景下的新型基层组织能否发挥规范性的功能呢？这构成本次调研的核心目标。由禾平台与南开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于2020年4月共同发起此次调研。

二、调研过程与结果

（一） 抽样方法与数据收集结果

鉴于整体样本规模不大，因此采取全样本调研方法，由访谈员对207家社区基金会通过电话和邮箱联络。为提高受访率，与在地的枢纽型组织和地方民政局合作。但诚如前文所言，虽然社区基金会数量增长迅速，但大都由地方政府主导成立，因此在电话联络时，大多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基金会并未实际运营，或由街道工作人员兼任。最终，成功接受访谈的机构为23家，即超过10%的组织受访。

（二） 描述性统计：组织基本情况

在23家机构中，20家基金会参与抗疫，占比86.96%。平均组织年龄为4岁，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为2家。平均组织规模为387万元，规模最大的800万，最小的为100万。从发起背景来看，超过60%的组织注册资金来源中含有企业资金，其中以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地方性国有企业为主，超过30%的含有政府资金，剩余资金主要来自于个人捐赠和其他社会组织，如基金会、行业协会等。超过78%的组织为资助和运营混合型基金会。服务区域在全省范围内的为3家，在全市范围内的为4家，区县范围内的为5家，街道范围内为4家，社区范围内为7家。理事会的规模为3至25人不等，平均为12人，其中女性平均数为4人，整体占比不大。从组织成熟度来看，超过89%的组织拥有全职员工，员工数量最多为16人，最少1人。从组织规模来看，2019年平均收益为474.38万元，最少收入为15万，最多为3418万元。

（三） 联动与合作：组织抗疫情况

在参与抗疫的20家组织中，开展募资活动的组织为13家。相较于日常募资，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募资难度并不大。平均募集资金为142万元，最少为12万，最多为1000万元。其中，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企业捐赠、线下个人捐赠、网络众筹、其他基金会资助或捐赠、信托收益等途径。最大一笔资金来源于基金会的信托受益，其次来源于企业捐赠。从参与具体领域来看，包括医药物资、生活物资、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基层联防联控、支援志愿服务队伍等，其中以（购买、运输、储备、对接、派发）医药物资为主，占比超过78%。

在与重要利益相关方合作和联动方面，社区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有过合作（包括资金往来）占比超过55%，与一线民间社会组织合作的超过50%，超过78%的组织与政府有过合作。从合作的满意度来看，与企业的合作满意最高。

从参与抗疫可能遭遇的困难方面看，本次调研分别询问了九项可能遇到的困难，分别包括需求收集、甄别与整理、获取疫情的相关信息、抗疫（医疗和生活）物资购买、抗疫（医疗和生活）物资运、储存、管理、资金募集与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与防护、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沟通、地方政府对抗疫活动准入的限制与地方政府的审查监管活动。其中，社区基金会认为难度最高的是与各利益相关方互动，以及地方政府对抗疫活动的准入限制。  

三、反思与总结

由于样本数量有限，无法实施回归分析，因此无法做进一步推论。但描述性分析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体现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现状，以及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参与抗疫的情况。首先，资金和人员规模较大基金会在资源动员和社会联动方面的能力往往越强。当然，这与基金会自身的发展定位和成长背景有关，企业型基金会通常存在严重的企业资金路劲依赖，但也因此有更加稳定的资源保障，所以虽然具备较强的资源能力，但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多元化合作动机不强。相反，民间型基金会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具备更强的合作与联动动机，因此往往更愿意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而政府主导型基金会通常资金规模较小，也缺乏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合作的动机。在基层社区抗疫工作中，通常以参与基层联防联控为主。

文献参考：

1.田蓉,王丽丽.我国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供需理论视角分析——以南京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8,012:53-58.

2.徐家良.社区基金会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J].社会政策研究,2019,004:103-112.

作者：叶士华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助理研究员

彩蛋

中国的社区基金会实践是多种多样的，也很丰富多彩。如若说 注册为社区基金会的群体是正规军，那么那些充当起地区资源整合，资助与支持本土公益发展的机构就是最活跃的民兵团，而香洲翠香领航社会组织发展统筹中心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

禾平台也将他们自己总结，合作开发的两个 手册，分享给各位同仁。这两本手册对于在社区如何支持本土公益，以及如何有智慧并能有效率的去解决社区难题是非常重要的样本。

1、《社区微公益操作手册》

推荐语：把公益聚焦在社区这个范围去看，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也是有巨大的公益需求的。公益的紧迫性不仅是在远方，不是只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公益就在身边，因为公益就是人生活状态和生活秩序里的天然需求。《社区微公益操作手册》很好的阐释了如何去定位社区里的公益，如何支持和发展社区里的公益，在珠海翠香街道，一批人以自己的实践为蓝本，进行总结和提炼，我相信会给很多有心之人带去参考和借鉴。

感谢：中共珠海市香洲区委政法委、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珠海市香洲区翠香领航社会组织发展统筹中心授权本平台发布。

2、《香洲区社区协商案例集》

推荐语：萝卜团队联动居民制定的各种议事规则就是硬治理，它让长了牙齿的社区公约和议事规则成为塑造居民理性行为的积极力量。萝卜团队对小区各种协商性情感资源、信任资源的开发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信义关系的再现，它不同于传统的伦理关系，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关系、雇佣关系或交易关系。这是中国社区“软治理”的生动写照。在这本案例集中，萝卜团队对新型沟通工具的运用、对协商过程中关键节点的把握，体现了萝卜团队高超的治理智慧，这是“巧治理”的鲜活呈现。

感谢：中共珠海市香洲区委政法委、珠海市香洲区民政局、珠海市香洲区萝卜规则社区发展促进中心授权本平台发布。

编辑：James

排版：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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