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故乡人物︱太行盲艺人--76年的坚守

编者按：2014年4月，爱故乡计划启动“2014年爱故乡年度人物征集评选活动”，活动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面向全国征集和评选12名爱故乡年度人物，通过文章、视频短片，记录、分享他们的爱乡事迹，鼓励和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建设故乡的行动中来。（更多了解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iguxiang2013”）

本文的主人公--太行盲艺人的故事，即是来自组委会征集到的人物事迹，文章摘自《太行盲艺人生存状况调查》，原文作者：刘红庆。

在一切以高速为优的时代，谁来聆赏太行盲艺人的散漫歌唱

武乡盲艺人韩庚江敢和明眼人打麻将赌博，不输只赢，被传为神奇。他为了让儿子传承民间艺术，可以将不肯练琴的健全儿子吊在门框上打……

沁县盲艺人韩荣先，自己看不见，却走村串巷获得收入，支撑起了父母、兄嫂、侄子、妻儿共同组成的大家庭……

左权盲艺人郝生云身患残疾，却爬上日军建在红都山上的炮楼为敌伪算卦，误导敌人，为八路军、民兵攻打炮楼赢得机会……

武乡盲艺人张叶青冒着硝烟走遍太行山，于1944年组建起了五县盲人抗日宣传联合会，成就了一支太行革命根据地红色队伍……

高平盲艺人申富才能编会唱名声大，中国唱片公司为他录了音；和顺盲艺人韩玉明在吹唢呐的同时吹着一朵纸花旋转，为吴天明、张艺谋的经典电影《老井》增彩！

襄垣的武茂堂，长子的关高旺，长治的于书田，都是当地杰出的盲艺人。他们的书说得好，他们的徒弟齐声感叹：“大师都已远去，我们不及师父万一！”

如果没有录音，怎么可以凭借“感人”二字获得《二泉映月》给我们的万种情思？遗憾的是，多数盲艺人没有留下声音，而他们的生命已随风而逝……

“盲人宣传队”是全民抗战的活态纪念碑

太行山很大，分布在太行山上的县份很多。在1938年之前，这里的盲艺人以算卦、沿村卖唱为生。辽县、和顺的“开花”，平遥、沁县的“三弦书”，沁源的“秧歌”，武乡、榆社、襄垣、长治、长子、高平的“鼓书”，陵川的“钢板书”等等曲艺民歌样式，在历史上都是由民间盲艺人传唱传播的。

这十二个县虽然横跨晋中、长治、晋城三市，但都分布在太行山、太岳山间。由于地域文化的相似性，所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生态。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徐天祥经过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些县的曲艺样式，主干音具有一致性。”

可是，各县的盲艺人却固执地认为他们的歌唱各不相同。这是因为方言干预，使得基本一致的音阶关系，呈现出了音乐的差异和浓郁的县别风格。

太行盲艺人曾经有自己严密的组织“三皇会”，每年端午节分区域聚会，向欺压盲人的黑势力讨公道，同时约束盲人的行为。

1938年，在革命基础较好的辽县、武乡、襄垣三县，率先组织起了“盲人宣传队”，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1942年2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殉国于此，辽县易名为左权县。1944年，武乡、榆社、襄垣、左权、长治成立了太行五县曲艺联合委员会。在此前后，沁县、长子、阳城、沁水的盲人开始利用曲艺样式宣传抗日或者成立曲艺队。抗战胜利后，长治、陵川、泽州、高平的盲人曲艺宣传队陆续成立。

从太行老区走来，解放后在中央党校工作的义凡说：“早年在太行山上对盲艺人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同情和尊重的态度，另一种认为他们是讨饭的，盲人到了门上拉起胡琴、弹起三弦，不仅不给饭吃，还轰走。后来，因为盲艺人为抗日政府出了力，在政府管辖的村子里，盲艺人就可以吃到派饭，不再受歧视。”

同一时期在太行山干革命的张广居后来做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他1992年回忆说，盲艺人“向我诉说了困难，如家庭生活困难，活动范围缩小，根据地干部限制他们算命，限制他们到敌占区，他们也愿抗日，可不信任他们等许多苦衷。……他们的话感动了我，给我上了一堂课。我表示相信他们真诚的抗日思想，对他们的困难，尽可能予以照顾，允许他们自由进入敌占区，有集会、说唱的自由，有在敌占区算命的自由。并且要求他们把抗日歌曲带到敌占区弹唱，把党和抗日政府的政策在敌占区宣传，利用算命劝伪人员回心向善，不作危害抗日的事。……以后，他们除传播现成的抗日歌曲外，也自编自唱，自编自说。还能记得一点的，如《吴三桂引清兵自遭杀身大祸》《八月十五杀鞑子》《义和团杀洋人》等民间流传较广的故事，编词演出。他们利用算命、对伪人员以因果报应之说，算出杀人放火、将招阴报，回心向善可免灾难……”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50多年时间里，“盲人宣传（曲艺）队”遍布太行山大多数县份，成为宣传抗日、宣传新中国各项政策的最重要、最活跃、占领着最边远阵地的文艺轻骑兵。复杂的形势，多变的政策，锤炼了一支支在黑暗中疾速行进的队伍，他们把简单的口号融进百姓熟悉而喜见的地方曲艺样式中，嬉笑怒骂间，传达了上级党委或《人民日报》社论想要传达的内容。

“盲人宣传队”是抗战背景下全民动员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见证。在旧社会受尽欺压的盲艺人积极参加到革命洪流中，用黑暗的生命塑造了一座座活态纪念碑，诉说着抗战的艰苦卓绝和全民参与。

解散“盲人宣传队”，也解散了盲艺人的希望

长子县盲艺人阎爱国教过不少徒弟，但没有婚娶没有子女，老了，住进罗家沟县立养老院。和他一起住在这里的都是周边村庄的孤寡老人，二十来个，只有一位女性。笔者问：“有女性在这里，你们这些光棍也不和人家谈谈？”

“她？……不够。”阎爱国有点腼腆地说。后来笔者明白，这里的唯一女性，智力有障碍，所谓“不够”，指脑子不够用。

阎爱国少时拜当地著名盲艺人关高旺为师，学徒四年，从长度为两个月的《响马传》说起，接着学《双鞭记》《小八义》《施公案》《包公案》《刘公案》《海公案》《逼婚缘》《回龙传》等等长篇鼓书，他会的长书，说一年不重样；而小段一天说三个，可以四十天不重复。

1964年，长子县成立了盲人宣传队。盲艺人申胖友率领一队，三十多个人；阎爱国的师父关高旺率领二队，也三十来个人。他们最受欢迎的时候，说书需要预约。阎爱国说书受追捧，到师父去世，他正在外地说书，无法抽身返乡安葬恩师。

阎爱国最火的时候，说书兼算卦，没有少挣钱。在20世纪80年代，他说三天书可以挣到100块钱。有了钱，他没有找媳妇，抽烟，吃肉，自己消费了。

长子县说书市场火爆，不少明眼人纷纷拜盲艺人为师学艺。阎爱国就教了好几个明眼女弟子。当这些明眼说书艺人开始在市场上活跃的时候，盲艺人自身队伍迅速萎缩。其原因有：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过去因疾病致盲的现象越来越少；其次，有限的先天盲人也基本以上盲人学校为正途，学校毕业以按摩为业，从艺者寥寥。

1995年，长子县盲人宣传队因队伍老化而解散。与盲艺人的寂寞相比，长子鼓书行情依旧强势上扬，据说数十个明眼人鼓书班社活跃在城乡，收入可观。

阎爱国2009年住进了养老院。这里管了吃住，每天还发一块钱零花钱。不是农忙的时候，会有人来找阎爱国算卦，每卦可以挣二三十块钱。所以，在这群老人中，阎爱国明显是富有的。

“这么多老哥们兄弟，没事的时候，给大家说说书？”我问。

“不。”阎爱国当着大家的面，断然说，“他们不懂。”

阎爱国一肚子的鼓书，而今没有了听众。他说，前几年，县里文化馆来找他录音，录了几次，就不再来了。他只等着农闲的时候，人们来找他算卦了。

长子县的近邻高平市也有一支盲人宣传队，成立于1952年。20世纪60年代，盲艺人转为国家正式编制员工。到了20世纪末，陆续加盟盲人宣传队的二十多个少壮派盲艺人全部是临时工身份。高平市内，有一片他们集体活动的住所，1998年市民政局以“办理退休手续”为条件，将老盲艺人清理出“宣传队驻地”，而临时工则宣布解散。

2013年6月，笔者亲往高平，感受到了被强制解散的盲艺人的愤怒。他们曾经集体到省城太原上访，结果是每月发生活补助费一百元，一年领一次。而享受退休待遇的盲艺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团队没有了，住所没有了，身份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曾经骄傲的盲艺人成了一群可怜虫。为了生计，他们自由搭班在民间说书，艰难生存。

焦天保是长治县盲人宣传队第五任队长，也是长治县唯一健在的盲艺人。长治县盲人宣传队1946年8月10日成立时十七个人，1961年4月1日县劳动局为了解决编制问题，把宣传队改名为曲艺队。焦天保1993年起担任队长，2000年卸任，2002年退休。退休后，他每个月领两千来块钱的退休金，这在长治市各个盲人宣传队中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不少外县盲艺人来找他了解情况，但因各县执行不同政策，他帮不了人家的忙。

焦天保退休两年后，长治县曲艺队又改名为“长治县说唱艺术团”。焦天保认为，这一改名字，就割断了历史。而且，团里没有一个盲艺人了。据说，改名后的曲艺队有十几个人，状态并不乐观。而长子县虽然市场火爆，但是阎爱国也有他的担忧。他说：现在这些鼓书艺人，都在五十岁上下，再过十年，就没人说鼓书了。

名存实亡的·坚决不解散的·视废为宝的

“瞎孩孩”是乡间对少年常惠斌的通俗称呼。他的父亲是武乡县盲人曲艺队队长，受父之命，健全的他从小给盲艺人领路。而今，他接了父亲的班，成了武乡盲人曲艺队队长。接手盲人队伍后，他大胆引进从健全人剧团退下来的艺人，解放手脚丰富艺术表现，在城乡与各种艺术团体竞争。目前，他的团队在武乡县八路军文化园驻场演出，笔者采访那天下午，太阳很晒，空旷的场地上，只有笔者一个人，常惠斌亲自为我演唱了一段。他告诉笔者：“即使没有一个人，也要唱。因为我按规定时间演出，我无法预计有几个人听。”

为了演出效果和行动方便，常惠斌让19个盲艺人都回了家。每年，他从演出收入中抽一小部分无偿发给盲人，盲人们每人每年可以分到200元。为了市场，为了鼓书艺术，常惠斌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他说：“盲人们骂我是汉奸，明眼艺人骂我是傻子。我两头不讨好。”因为盲人们不演出没有了收入，而明眼人挣钱还要分给盲人，都不情愿。但是，常惠斌舍不得丢掉“盲人曲艺队”这块牌子，他说：“这个牌子是有历史的，是太行山各县最早的盲人宣传队伍，也是武乡县唯一正式的演出团队。我丢了这个牌子，就是丢了历史，就是丢了一个地方的文化。”

常惠斌搜集了不少老盲艺人的旧物件，他希望记住太行山盲艺人的一段荣光。

实际上，在各县都有热心为盲艺人工作的健全人。在沁源县，有位政协委员建议解散“沁源县盲人曲艺队”，很伤害盲艺人。但是干练的文化馆馆长孙树青不争论，积极组织盲艺人培训，传承“沁源秧歌”。在襄垣县，曾任职文化馆的张岳公，长期与盲艺人在一起。笔者问：“在县里，你是管盲人的？”张岳公说：“不，我不是管他们，我是爱他们。”

张岳公陪笔者到盲艺人驻地，一进房间，他不顾盲人床铺的杂乱和不够干净，直接躺了上去。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他将盲艺人口中的“襄垣鼓书”申报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将老盲艺人王俊川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为王俊川等多名盲艺人整理了数十万字的口述史。

2003年之前，左权盲人宣传队的处境与兄弟县没什么两样。那年，著名音乐学家田青偶然在山里发现了这支队伍，被他们的歌声和演出形态感动，将他们带到北京，介绍给专业音乐院校的师生和音乐名家。左权盲人宣传队从此走上了辉煌的道路。

对于盲艺人，该嫌弃还是该热爱？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太行盲艺人甲午宣言》吼出底层的使命感

正是与迅捷的潮流持不一样的观念，2014年5月25日，85岁的陵川“钢板书”盲艺人侯松锁和45岁的“开花调”盲艺人刘红权联手揭开一块红绸，著名音乐学家田青题写的“太行盲艺人联谊会”牌匾便显露在世人面前。绸是红色的，字是黑色的，牌子是白色的。但是这些对于揭幕现场的多数人来说，都仅仅是个形式，因为他们看不到颜色，他们是来自太行山八个县沿村说书唱曲的54名盲艺人。

这天，一向坐着各级领导的左权县政府会议室主席台上，端坐着八县（市）的盲艺人代表。他们联合成立了的“太行盲人联谊会”，其主旨是加强沟通、协同保护传统民间艺术，争取更多机会向社会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

与会的54位盲艺人随即发表了《太行盲艺人甲午宣言》。出于对传统艺术传播的担忧，《宣言》发出这样的声音：“当身边更多的明眼人表演者离传统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有义务为后代艺人留下传统说唱艺术的纯正种子，让各县以方言为基础、曲调各不同的演唱，保留住自己的个性，也保留住传统的光芒。……我们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表示，在校园里音乐艺术同一化了，而盲艺人在民间应该保持住风格与生活的联系。不依赖麦克风，不参杂电子琴，不再添加西洋乐器，坚决不假唱，用真声传达真情。他们说：“我们不愿提供共有，让世界单一；我们坚持提供唯一，去丰富世界。”

联谊会实行“轮值主席制”，借助各县书会、庙会、艺术节、纪念日等大型活动，联谊会成员单位组织优秀节目参加演出，进行广泛交流。联谊会将整理传统书目，录制DVD和老盲艺人的口述史；制作音像产品，向社会宣传太行山深厚的曲艺、民歌文化；借助社会力量，组织编写《太行山盲人曲艺志》《太行山盲人传唱曲艺作品集》《太行山盲人传唱民歌集》《太行盲人说唱史》《太行山盲艺人传记》。

聚会这天，恰逢左权将军殉国72周年纪念日，所以，从各县来的盲艺人一到左权县，全都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纷纷赶到左权县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塑像前，列队演唱了《拥护八路军》《红都炮台》《左权将军》三首抗战民歌。然后，所有盲人面向左权将军塑像三鞠躬，表达对民族英雄的怀念与敬仰。各县的盲艺人表示，这三个躬，将永生难忘。

“太行盲人宣传队”走过了76年的光辉历程，在“非遗”保护的新环境中，他们不愿意消失，而希望有新的作为。祈求他们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