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23日，2014正荣公益台湾游历营顺利开展，由正荣公益基金会支持的19位公益伙伴参加了此次游学项目。

在台的8天行程中，学员们马不停蹄，先后参访了台湾好基金会·中山大同社区、华山1914文创园区、新北市永和社区大学、淡水重建街、宜兰大二结社区、南澳自然田、观树文教基金会·里山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桃米生态村、南投埔里酒厂、菁寮社区·无米乐、高雄驳二艺术特区、高雄旗美社区大学等12个项目点，涉及领域以社区营造、文化创意及生态环保为主。

通过此次游学，伙伴们更好地了解台湾公益组织和社区营造的发展，对自己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启发和思考，后续大家也会在各自的机构组织分享会。此外，学员们在几天的共同相处过程中，伙伴关系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交流和碰撞中激发了彼此合作意向的产生。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学员们写的游学报告，与更多的伙伴分享此次游学项目的经历与收获。正荣公益游学项目作为一个开放的支持平台，欢迎有更多机构和朋友加入一起探索支持公益人才的发展。

本期我们将分享学员周立的游学见闻。

台湾社区建设运动的社会土壤——正荣台湾公益游学收获

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

我们在农村进行一种培力与陪伴的工作，重要而缓慢，是非线性的；工作者的形象隐微，甚至模糊，然而你终究可以感受到它的清晰存在。  ——旗美社区大学

此次在正荣公益基金会安排下，能够和18位公益伙伴一同参访台湾，认识社区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认识台湾解严27年来，社区建设运动之所以兴起的社会土壤。毕竟，社会变化也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虽然形象形象隐微、模糊，然而终究可以感受到这种社会土壤转变的清晰存在。

1.由戒严到解严

1987年是台湾政治社会变化的重要一年，标志性事件是“解严”。“解严”就是解除“戒严”。自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居台湾开始，根据国民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宣布在台湾地区“实行戒严”。当时的情形，可以参考《中国时报》的描述，“那是一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日子。那是一个充满‘禁忌’的时代，报禁、党禁，样样都禁。”那段日子留给台湾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的记忆，只有八个字：“恐惧、不安、怀疑、猜忌。”

1987年7月15日，在蒋家第二代领导人蒋经国的政令下，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进而宣布解除“报禁”——允许人民自由办报，解除“党禁”——允许人民自由组党。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后来如此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马英九曾公开描述这段往事，当时身为同声传译的他，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出解严时，“头皮发麻、身上好像触电一样，因为我们正在改写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的确正被改写。解严使得台湾社会社会发生松动。解除“党禁”，带来了集会、结社、组党的政治自由；解除“报禁”，带来了报纸、新闻出版、媒体表达等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在当前的台湾每个角落，都是清晰可见的。比如，象征台湾资本主义最高成就的101大楼，在楼前可以有大批法轮功练习者的“血泪控诉”，与之相毗邻的，也有同样一大批反对法轮功的人士，举着五星红旗和中华民国国旗，高奏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对法轮功练习者嘶吼：邪教法轮功滚出台湾（见图1）。只要无人投诉，自由组党结社、自由集会游行，在公众场合也可以这样自由表达。

政治自由，加上经济成长[1]，为台湾社区建设运动，提供了政治经济土壤。

图1 台北101大楼前面的红旗漫卷、国歌嘹亮以及与法轮功斗法

2.由独唱团到合唱团的三阶段变化

这一变化，在台湾参访中不断被清晰看到，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主体性的获得。在戒严时期，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像个“独唱团”[2]，只有他拿着话筒，向全社会宣传他的意识形态——反攻大陆、党国思想，只能做“海棠叶”，就是大中国的梦；不能够做“美丽岛”[3]，就是台湾的梦[4]。因此原来的老百姓没有主体性，不能做主，只能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少数异见分子被关进监狱。像自由作家李敖，以及美丽岛事件的“叛乱犯”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还有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如今高雄的美丽岛地铁站，仍在做这样的历史见证（见图2）。

图2高雄的美丽岛捷运站见证着过去和现在的Formosa

解严后问题来了，每个台湾人的主体性得到了释放：蒋介石不做主了，变成我做主了，这是民主化对每个人切实的影响。但是，历来都是独唱团，我只要扮演听众，跟着指挥棒行事就行了。如今让我做主，我不知道怎么真正做主。所以，每个台湾人，都必须要回答涉及主体性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当这三个主体性问题摆在每个台湾人面前时，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我们可以称为民主的乱象，要学习怎么做主。自解严后，台湾可能出现了10到15年的政治乱象，各种各样自由表达后的口水仗，各种各样自由组党结社后的族群分裂与打斗，各种各样为了谋取权力的贿选与选民索贿式的街头狂欢。但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民主的优势劣势，都做了充分展现，各种分党结派、街头争斗、族群分裂之后，每个人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使得台湾的社会土壤，开始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认同。

第二个阶段，是认同（identity）。十多年的社会松动，使得每个人都要重新站队，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事实上，认同是每个人都要穷一生之久完成的任务，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要完成的。蒋介石时期的台湾政权，要求台湾人认同的只是大中国，只能作为大中国的一员，时刻为反攻大陆做准备，不能够认同自己是偏居一隅的台湾人。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陆人（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虽然只占台湾总人口的7-10%[5]，原来世代居住台湾，占据人口八至九成的本省人（闽南人和客家人），以及占比虽然只有2-3%，在在此居住却已数千年的原住民，也只能随着“外省人”，不能认同自己只是台湾人，而只能将认同悬浮在自己从未看过，从未生活过的大中国，要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宏大计划随时贡献力量。蒋介石的确有这样的宏图大略和个人情结，一生没有放弃。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仍留下遗命坚持“浮厝”[6]，棺材以后要送回浙江奉化老家祖坟。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他也坚持随父亲不下葬，将来要回中国老家去。现在蒋家父子相继离世，每个台湾人在社会宽松条件，主体性重新获得的条件下，产生新的认同问题。随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民主运动，社会能量不断释放，多数台湾人这认同越来越缩小。许多人的视线，重新回到台湾。“美丽岛”？没问题，我就这美丽小岛的人。但这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缩小，我是这美丽小岛的哪一部分？逐渐地，我是某个族群的、我是某个大学的、我是某个县的、我是某个社区的……于是慢慢地出现社区感，回到社区，让许多人找到了悬浮在空中多年的归属感。

我们参访的每一个社区工作组织，在介绍自己所在机构的历史时，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由过去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向回归社区，找到社区感的方向性改变。比如，设在新北市的永和社区社区大学，负责人在向我们介绍社大最基本的理念时，就引用了形象的依据古谚“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7]，来说明回归社区的愉悦。又如，设在高雄市旗山、美浓两个乡镇，辐射周围至少九个乡镇的旗美社区大学，在介绍自己的机构时，首先介绍机构的三个logo，分别代表了当地日据时期留下的红楼与当地芭蕉叶的融合、客家传统文化、客家文化与当地原住民图腾的融合。并说明它们由推动教改运动、反水坝运动，转向“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的农村社区建设（见图3）。

图3 旗美社区大学的张正扬在介绍机构logo和他们的社区工作

伴随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确定为某个具体的、自己可以行动的、能够得到认同的单位里，社区建设的民众动员过程接近完成了。社区建设的前提，是先有社区感。我们参访的很多机构，多数是在2000年前后，也就是解严13年之后，开始转向社区，着手建设。有了社区感，就会有所行动，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社区建设。

第三个阶段，是社区建设。在台参访期间，常常听到社区建设的各种表述，其中一个最精炼的表述，是社区建设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培力”（empower），培养他的能力，赋予他新的能力。通过外部资源的引入、技术条件、知识观念等更新，让当地人建立起为自己家乡贡献自己力量的意识。二是“陪伴”（company），发动社区建设的人多数是外来者，要取得长期效果，必须要陪伴当地人成长，给他们提供舞台，让他们发挥力量。通过培力和陪伴，十多年的努力，让社区建设者切切实实地将过去的“社区感”，转换为了“存在感”：通过我的努力，看到了具体行动带来的具体成效。例如，在新北市的永和社区大学，他们让生态湿地在人均绿地只有一张报纸大小的地方，成长起来。他们发动当地社区的很多人，去参与，去寻找资源，把绿地从废弃、闲置、污浊的状态中整理出来。其中一个正在努力的行动，是让中学的围墙降下来，让中学的绿地能够露出来，居民能够看到、进而能够享用，这项议案现在已获得通过。更让我们印象社科的是，这所白天是中学（永和国中），晚上是大学（永和社大）的全天候学校，充分利用校舍和社区资源，竟然开出涵盖经济学、建筑学、证券投资等实用学科，原住民族趣、文化生活、社区种子培植等本土化知识，食疗、健身、各类乐器舞蹈、木工等参与性课程，以及欧洲铁路之旅、拉丁美洲饮食、西藏探索等国际视野等几百门课程，仅我们去参访的周四当天，就有26门课程同时开课（见图4）。

图4 永和社区大学丰富多彩的课程

在南台湾高雄地区，旗美这样的乡村性社区大学里面，也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通过努力，鼓励当地原住民鲁凯族人开出“猎人学校”的系列课程，发掘本土文化资源，并山中探险，实地讲给外地人听。当地的农耕方式得以保留，当地的农机具自己去维修。还开设很多窗户外面的课程，以自然教育、生活教育、生产现场为课堂[8]，让人感觉我在这社区有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能帮助到别人，也能被别人帮助。这些在地行动带来了他们自己说的“在地长出来”，长出来自己所希望的美丽图景。这是社区建设的很重要的土壤。

3.社会土壤松动后的社区建设运动

如果用一条主线来说，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是一个独唱团，国民政府是一个悬浮性政权。因为只有蒋介石拿着话筒，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并不等于平安无事，还伴随着猜忌，我独唱时到底好不好？老百姓如果都说好，全体鼓掌，紧接着还会带来进一步的猜忌，你们是真心还是假意？鼓掌也怀疑，不鼓掌也怀疑，因为没有正常的沟通。悬浮在空中的国民政府，脱嵌于台湾主流社会，制造了凝重的社会空气，使得作为台湾人的主体性、社区认同，都无法产生，更不用提社区建设了。

解严之后的台湾社会，变成合唱团了。一开始大家不会合唱，你抢过麦克风，我也抢过麦克风一起吼，带来了民主的乱象。据施明德的观察，“戒严太久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现在的台湾社会，谩骂、怀疑、攻击、争权夺利、算老账，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但经过不断磨合的过程，音节越来越合拍。由沉默的大多数，到老百姓都可以集体发声，是一个重要的训练。每个人都得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完成社会认同的课程，不同的功能界别，不同的来源人群，不同的行业，都在发声。在社会能量得到充分释放后，冲突一步步发生转向。原来沉默的大多数，还是回归自己所在的岗位和社区，变成了有社区感，又享受“小确幸”[9]的大多数。而本有政治抱负、社会报复的一批社会精英，则接过了指挥棒，开始成为社会大合唱中一个又一个小合唱队的指挥家。

此次参访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比如南投县埔里镇桃米村的纸教堂掌门人廖嘉展先生（见图5），本是刚刚解严时期的一个活跃记者，在1986-1992年期间，先后在台湾著名的《人间》、《天下》杂志做记者。多年的报道生涯里，廖嘉展发现了一个大尴尬：不管笔锋多么犀利，现实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总不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久而久之，会令人气馁，令人失落。后来，廖嘉展决定“起而行之”，创建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目的是“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吸引、团结一群资深和年轻的文化工作者，共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

图5 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纸教堂掌门人廖嘉展先生介绍社区建设

廖嘉展向我们介绍社区营造故事时，提到社会各个角色变成相互协助的关系。我把它称为大合唱，里面有七个社会角色——社区成为舞台，提供每个人行动的场域；社区里的人、当地政府、NGO组织、企业、学校、媒体力量一同参与。这形成社会大合唱的局面，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就是建设社区。每个人都有不同资源，在社区这个场域中，每个角色做出自己的贡献，政府提供资金、规划、合适的帮助，NGO提供创意、发动，企业提供赞助，有点企业甚至亲自操作，很多台湾社区的组织都是由企业背景的人或企业老板资助的。当地的学校参与。社区内外的媒体介入，一同营造可持续的社会氛围。其中，他们提出“社群组构”的方式，来驱动区域性集体行动能量，从而带来“生态、生活、生命、生产”的“四生共赢”。

4.人文只有实践才有真正的价值

从社会的活化开始，各地精英的社会角色，都不断地由冲突者，转向建设者。由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

在台湾最大的自然农法农场，宜兰县南澳自然田的参访中。掌门人陈昌江（他喜欢人们称他为阿江哥），和他的当地原住民——泰雅族妻子一同向我们介绍他们为何由科学园区的IT精英，转到看来似乎回到原始的天然农作。他们是面对工业社会的冲突，开始转向农业社会中最传统的农作。他们在介绍中，特别提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位研究员的一句话“人文只有实践，才有真正的价值”。是的，人可以聪明绝顶，分别一切的是非善恶，但若不付出实践，就一文不值。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实践。

图6 在南澳自然田开始人文实践——洛神花蜜饯DIY

宜兰县大二结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奠鸿，则是由本地的社区精英，在抵抗运动中成长为建设性力量的。他在《大二结社区营造的轨迹》介绍中，向我们介绍了自1994年宜兰县水利局改造使用水泥改造水圳起，引发的一系列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他们作为社区居民，坚持社区文化传统，坚守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建设，从迁移王宫庙，到与政府商议设计改善水圳两岸的规划设计，更符合乡村传统，被誉为社区对抗专业分工与国家机器的抵抗策略样板。林奠鸿1999年有言：“这个案子，从预算开始，都是无中生有，由社区催生出来”。在主体性获得后，他提及五个对话能力的建设：与政府对话，与专业机构对话，与土地对话，与民众对话，与议题对话。在对话中，大二结逐渐成为宜兰地区社会大合唱的中心。

图7 宜兰县大二结通过社区营造，展示车站文化、木材造纸文化传统

再回到前文提及的南投县埔里镇桃米村。纸教堂掌门人廖嘉展先生，向我们概述了当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青蛙老板”阶段，青蛙是怎样被当成老板的。1999年9月21大地震，整个埔里镇和桃米村都被摧毁了，需要重建，重建需要引入新的理念，适逢新文教基金会在震前七个月就进入了当地社区，倡导新的理念，要建成生态型的家园。把桃米村的目标打造成以青蛙为老板，尊重自然，尊重生态的社会形态。当青蛙成为老板时，大家都为青蛙打工，要把整个生态建设好。当村庄恢复活力，人们都来这里看青蛙“老板”，看由日本引过来的代表地震后重建精神的纸教堂的时候，他们又进一步扩大社区营造单位，重建埔里镇蝴蝶王国，显然，这是更大的社区。

图8 纸教堂在2008年921地震9周年开园（本照片由廖嘉展先生提供）

建设的第二步是建设蝴蝶王国。埔里镇有各种各样的资源要素，选择什么作为标志呢？他们进行了各种评估，确定蝴蝶是个亮点，因为全台湾一多半的蝴蝶品种，都可以在埔里找到。于是，自2010年起，基金会引入各种资源，建设博物馆，让人可以识别蝴蝶，吸引人们来看蝴蝶。

现在，基金会的计划，进入第三个阶段，建设整个南投县生态城镇，并且着手u基恩社社会互助网络，使得社会企业不要落入独唱团的境地，而是融入并引导社会大合唱，通过社群合作机制，建设责权利结合的利益共同体。

就这样，一点点地，由一个村再到一个镇，再到整个县，再去扩大。这就是“在地长起来”的具体例子，让我们能学到台湾的社区建设是在社会土壤具备的条件下，由主体性的获得，到认同，再到社区建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得到了存在感、社区感，从努力切实看到了成效。

5.结语：社区是一所学校

在旗美社区大学这所农村型的社区大学中，我看到了他们的目标：“农村是一所学校”；他们的方法：“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

诚然，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每个社区，都是一所学校。一个理想的社会土壤，能够将每个人这本书打开，自主书写，也被人传阅；将每个社区这所学校开放，将经由社区传承的本土化知识与并非由社区专属的人类智慧作为公共物品，在每个社区成员中传递，并且相互增强。

短短八天的社区公益游学，只是走马观花，期待再有机会，进行深入的社区走访，采集到切实可行的社区营造经验。